数字化古籍对历史学、古典文学研究等学科所带来的便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四部丛刊》、《四库全书》几乎已经成为文史研究者电脑中的必备工具。正是看到古籍数字化的美好前景，部分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商业公司纷纷投入巨资，对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的各类古籍著作予以数字化处理。但是，以笔者有限的见闻，特别适合学者使用、对学科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特色数据库尚不多见。同时，有关古籍数字化的理论探索相对比较滞后，在选题设置、数字化对象、处理方式、元数据标准等方面，有理论深度的探索尚不多见，实际运作中选题重复、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问题则时有所闻。一方面，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数字化的电子版古籍很有用处，每有新的电子版古籍问世，都会迅速占领众多学者们的硬盘;另一方面，则鲜有从事历史学和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投身于此，与IT专家一道共同规划、推动古籍数字化进程。这种状况极大地制约了古籍数字化的良性发展。总结近年来古籍数字化的经验教训，考察古籍数字化对相关学科学术发展的影响，探索新技术条件下古籍数字化的特点和运作方式，推动古籍数字化与文史学科发展的紧密联系，是摆在IT业者和文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笔者不揣谫陋，愿对其中的一两个小问题稍加疏解，以抛砖引玉，望学界专家有以教之。
珍藏的历史书刊、古籍扫描是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可以让更多的人共享珍贵的历史文案，如何快速高效地将书刊和古籍变为可随时查阅共享的电子影像资料，是档案工作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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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籍数字化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毫无疑问，对广大文史科研、教学工作者而言，古籍数字化进程越快，就越对科研和教学工作有利。但是，古籍数字化究竟对学术研究有何推动作用?这种作用是仅仅停留在工具层面还是能够渗透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内部?它是在较浅层面上促使学科发生某种表层性的变化?还是在较深层面上对这类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予以根本性的改造?这是每一名当代文史研究工作者不能回避的问题。笔者以为，回避或漠视古籍数字化对文史研究的深刻影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研究水准的落后，这种落后不仅源于研究手段的不能与时俱进，更因为古籍数字化对文史研究这一传统学科的深层介入，使得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此前不具有的若干新特点，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学术研究必然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笔者以为，古籍数字化对文史工作者至少有下列影响：
1.改变了学者查阅图书的方式。学者可以用移动硬盘或类似的便携式储存器随身携带着一个中型图书馆。甚至可以预期，随着无线网络的发达和国际通用信用卡的普及，学者们可以随时随地查阅互联网上丰富的资源和世界各大图书馆的藏书。有论者以为，爱好网络的人无非是把网上的东西剪剪贴贴，拼凑些他人的文字，攒些没有创意的文章。这样的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学术界也确有这样的人存在。网络中各类资源的质量良莠不齐，垃圾信息也随处可见，这些都毋庸讳言。问题在于，以抄袭、拼凑他人文章为能事的行为并非网络本身的缺陷，抄袭、剽窃行为在网络产生之前就大量存在。互联网的出现不过使这种行为实施起来更便利而已。行为主体是人，不能归咎于网络。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伴随可远程访问数据库的不断增加，高质量的学术信息和数字化图书也在迅速增加。各国数字图书馆、虚拟博物馆的建设如火如荼。这些储藏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宝贵资源在过去由于距离、费用等方面的因素，普通学者往往可望而不可及。现在只要有通行的支付手段，则可以通过网络随时获取。
这样的阅读方式，无论是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抑或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史研究者自亦不能例外。而眼界的极大开阔必然带来学术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进步，进而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
2.古籍数字化可以帮助学者排除冗余信息的干扰，更快地深入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的内部。由于时间、精力、藏书等方面的局限，一个人的阅读能力和阅读范围都是相当有限的。杜甫所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所以能成为历代文学家的楷模，是因为对古人而言，由于图书流通、借阅的不便，家境贫寒，极少私人藏书的读书人，很难读到大量的图书。而少数具有阅读便利的读书人，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局限，一般也只能阅读某一个领域的图书较多，精通经、史、子、集、天文、历算等学科的通才毕竟极少。所谓读尽天下书再做学问在古今中外都只能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梦想。印刷技术的日新月异，现代学术的快速发展，学科分类愈趋细密，使得知识和信息呈现爆炸性增长态势。对于从事传统文史研究的学者而言，一方面要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一方面要关注当下本学科领域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需要阅读的范围之大较古人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只是研究某一个历史人物或某个作家，也需要研究其所在朝代的文化背景、交游、诗文唱和、历史事件对人物活动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其背后所涉及的文献仍然相当庞大。按照传统的阅读方法查找对该领域有价值的信息，必然是事倍功半，而且可能遗漏重要的学术资料和信息。
3.借助于计算机的桌面查询和远程检索技术，古籍数字化可能在研究方法上影响学科的发展。在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中，随着学者队伍的不断壮大，学者知识结构的不断更新，学术发展朝着更趋科学、规范、精密的方向发展。学术的发展和成熟要求学者们不再就某种现象或某个历史人物，某个作家或某一部文学作品进行简单分析，而是尽可能穷尽该领域所有知识和信息，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做出精确的阐释。即使对文史研究这样的人文色彩最浓厚的学科而言，数理分析、统计运算、绘图制表等方法也被经常应用。这就使得以往学者靠传统方法难以涉足的课题有了解决的可能，比如对于古籍中文学作品署名的错乱问题，虽然自古及今，不断有博学多识的学者指出某某作品张冠李戴，某某作品又见于某某人之文集、诗集，但是，如果若要探讨一代或数代之中，文学作品的作者被错置的总数或频率，则单靠人力的辨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借助于数字化古籍和计算机强大的运算和识别能力，则能够轻易排列出古今文学作品的作者被误置的个案、总数、误置频率、误置类型。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深入研究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刊刻，对于重新编订古人的文集或某代文献总集显然大有裨益。同时，传统研究方法也可能在古籍数字化的基础上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或功能性的提升。例如，在研究作家的影响时，笼统地谈论某某诗人、小说家对后世的影响如何深远已经难以符合现代学术深入阐述历史真实的需要。而利用数字化古籍资源，则可以比较容易地统计出后人的文学选本、著述、创作中收录或引用该作家作品的次数和频率，甚至排列出后人在字词、句法、韵律、意象等方面受前代作家作品影响的具体表现。这些举证当然在学术研究中更具说服力，也更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要求。
4.在古籍数字化基础上制作的数据库将对某些学科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例如，对版本学和目录学的重视是文史研究中的重要传统，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历来是文史研究者入门必读书目。这样的传统虽然现在不能说已经遗失，但在网络极为发达的今天，文史研究中的这些基础学科本身却也在发生很大的发展和变异。按时代或按类别编纂的目录学、文献学书籍的重要性将会有所降低。因为在网络数据库中检索这些文献目录不仅更加便捷，而且可以发现那些随时添加的最新内容，而传统出版物的修订再版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一些索引类的工具书也曾经是文史研究者的必备工具。然而，伴随古籍文献的数字化进程，为古籍编纂索引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既然数字化的古籍文献本身已经具备全文检索功能，谁还需要查看目录索引呢!比如过去哈佛燕京学社编纂过《庄子引得》，而现在随便将《庄子》中的任何词语在网上搜索一下，都可以找到其精确位置，谁还需要那本《庄子引得》?尽管熟悉数据库和软件开发的业界人士近年来也利用计算机技术相继制作了一些更科学严密的古籍文献索引，但其读者对象恐怕主要是那些尚未掌握计算机应用，或者被索引的对象尚未有电子版。而随着文献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和学者年龄及知识结构构成的变革，传统文献索引这样的学科工具必将结束其历史使命。